中日学生会议是1986年成立的非盈利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中立的学生团体。会议秉承着“Zero Distance”——“零距离”的理念，旨在搭建中日青年学子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促进中日青年的相互理解与文明互鉴。
39年来，在数千位前辈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学生会议赓续至今，让中日友好的种子不断生长。2025年，我们在科技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即将迎来第44届中日学生会议。
本届会议筹备期间，我们有幸采访到几位前辈。让我们满怀期待，一起听听他们与中日学生会议的故事吧！
⭐有请第一位嘉宾闪亮登场⭐
李冠儒
第39届中日学生会议副委员长
第38届媒体分科会成员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亚太研究）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双硕士（亚洲校园项目）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双学士
– 中国香港多个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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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体分科会的主要成员，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媒体分科会的主要内容呢?
2019年的媒体分科会主要在关注日本青年政治参与不足以及中日关系中的信息茧房这两大问题。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当时去了跟PoliPoli的创办人伊藤和真交流，伊藤当年不过是庆应大学的大学生，判断青年若长期不参与政治会导致日本的政策在人口老化的情况下完全倾向维护中老年的利益，社会将因此失去生气。他通过打造PoliPoli那么一个允许网民围绕自己所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议题直接与官僚进行交流的平台，鼓励日本人尤其是青年勇于发表自己的想法，以青年的身份推动了整个日本的政治参与。
虽然在当下的日本已感觉不到了，但在2019年的日本曾经有一股“珍珠奶茶热”，日本选委会为鼓励青年投票，也曾推出投票后可享用半价珍珠奶茶等激励措施，也有通过媒体大肆宣传，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许多争议。追根究底，有关奶茶补贴涉及纳税人的税金，而很多人相信青年为奶茶折扣投票其实并不会加深自己对政治的理解，这种通过折扣鼓励投票的做法可持续性显然存疑。支持者则认为这至少是让青年接触或“再接触”政治的契机。在提高政治参与方面，中日双方都有积极地交流观点。但一旦说到信息茧房，大家都会感慨回声室效应实在过于明显。
尽管当时是2019中日青少年交流推進年，但中国媒体的主流声音显然还是反日的，日本媒体上中国威胁论也此起彼伏。直到现在，我们都很难奢求两国媒体能够客观报道对方国家的新闻。大家似乎只能通过结交对方国家的朋友，去核实一些信息，而中日学生会议，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交友平台。毋容置疑，中日学生会议本质上也是以“中日友好”为前提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回声室，大家也很清楚中日两国的很多人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等诸多原因并不支持中日友好。所幸中日学生会议的好处是可以接触到很多平时接触不到的日本大学的大学生，能够确保一定的多样性。我个人特别珍惜这个组织、这段经验。
▲媒体分科会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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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副委员长，是如何和委员长及其他委员协调整体工作安排的呢？
当年的委员长及委员算是知根知底，关系很好，所以在工作安排上，实在说不上有什么难处。我跟李小萌委员长在38届同属媒体分科会，其余还有来自历史分科会的委员们，以及受我邀请的40届委员长周可。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分到什么工作，就很积极地去做。预订会议场地等一开始都非常顺利，倒是中日关系因为刚才提及的一些原因说不上多好，在尝试安排一些额外的学术顾问碰壁了。
不过当年说白了，大家都是满怀不安的心情去筹办那场会议的，毕竟2020-2021年的会期期间正值新冠疫情，后续疫情还日趋严峻，日方那边基本上确定不能前来中国了，我们也来不及将它变为线上会议，于是也是中方自己在那边交流了一下。会议出问题之后，因为很多会议室并不承认因为疫情取消国际交流活动属于不可抗力，所以在回收经费的问题上，李小萌委员长也额外耗费了许多心力。幸好2021-2022年在周可委员长等人的努力下，算是下定决心提前准备了线上举办中日学生会议，才不至于彻底中断。后续也有许多研究证明了疫情期间中日交流大受影响，相互无法进入对方国家，导致许多代表改为参加对美国或者对东盟的交流了，实在是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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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科会讨论过程中，感受到哪些文化差异呢？
因为我是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本科双学位项目的毕业生，所以会比较习惯中日文化的差异。我更多在意的是中日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因此特别重视日本对和平研究、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研究、冲突调节学（conflict resolution）、可持续发展、性别研究等话题的关注。非要说到日本文化的话，我也并不是在分科会讨论的过程中感受到日本文化，更多的是在参访企业的情况下，感受到中日企业文化以及国民性上的一些差异，这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大家最好亲自来感受一下。我非常鼓励对中日关系感兴趣的大家真的来参加中日学生会议，走进中国、走进日本。
▲在广岛的考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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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会的前期学习安排等，有哪些建议呢？
还是要看自己是什么分科会，至少想清楚自己对什么课题感兴趣。假设你是在中日学生会议的全球化分科会的话，你至少需要理解中日两国交流的障碍，例如为什么去对方国家的人数受限等，得有个基本概念，例如2023年外务省公布的数据是持有有效护照的日本人比例只有17%等，其中来过中国的更是少之又少等。如果是要讨论教育的话，可能可以提前整理一些中日教科书的差异，以及梳理中日两国在共同编撰一些读物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挫折等，这样的话交流起来自然更顺畅一些。
准备完资料之后你可以先把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整理一下，例如对日本青年的价值观感兴趣的中国朋友，首先可以先想一想中国青年最近流行做什么，同时提前过一遍Nippon Foundation的《十八岁青年意识调查》等涉及青年的报告，也看看日本新闻如何介绍青年文化等。在中日学生会议期间，除了正规的讨论时间以外，你是有很多机会跟对方国家的代表闲聊的，做了上述准备的话，那就能很自然地开启一些话题，Chiikawa、J-POP等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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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作为特邀嘉宾参与本届会议的活动，想给第44届的全体参会者传达些什么呢？
中日学生会议对我个人的改变真的很大。我作为媒体分科会的会员，在参加之前我也只是新闻的读者，可正是因为参加了之后，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去改变目前的新闻环境，会开始质问自己：“如果我觉得现在的新闻对中日两国的评价比较极端，有欠中立，或者说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需要带出来的话，那为什么我不自己去撰写或者投稿社论？”于是，我完成了从读者到撰稿人的角色变化。实际上，我也想通了一点——不一定要是记者才可以写新闻。因此，我现在经常会通过一些香港知名的媒体，例如《明报》以及《香港01》发布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社论，这主要是考虑到香港人普遍有旅日的经历，比较容易接受。想跟更多外国人对话时，自己也会投稿《南华早报》、《亚洲周刊》等。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会感受到接触日本读者依旧非常困难，较难让日本媒体（或者中国媒体）去刊登一些客观但是与主流价值不一致的内容，只是说很多事情都是循序渐进、一步一脚印的。如需要改变某些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第一步确实就是要理解他们这套刻板印象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理解从何而来，然后才谈得上如果补充一些他们没有关注到的数据、现象，加强进行相对理性的讨论的基础。
理性讨论的大前提是让人心安的讨论环境。作为一位在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及早稻田大学都取得过学位学生，这些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不少知名日本教授对中日关系感到心灰意冷，质疑在中国不能进行安全的学术交流，表示再也不愿意到中国。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修复学界的互信也诚非一朝一夕之事，跟目前中日官方关系的改善更是有很强的割裂感。但如果大家真的对中日交流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站出来坚持对话，日后才有更多和解的基础，而且无论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我相信大家通过中日学生会议认识的朋友们，都或多或少能够维系住一定的联系与互信。
还有一点就是人多好办事，中日学生会议固然是非常好的平台，但是如果真的要推进中日友好的话也要主动接触甚至是参与更多涉及中日友好组织（包括但不限于亚洲校园、Freebird、京论坛、RLead Asia以及各类在华日本人留学生社团）等，作为中方成员，实在不得不承认日方在举办OBOG（大概可以理解为让以往的参加者保持联系的活动）方面的努力要比中方多太多。而且在日本，不同组织之间也经常会有合作，例如中日学生会议及京论坛的日方代表就经常交流，曾经还一起邀请过一些中日关系专家为他们一同进行讲座，据闻今年中日学生会议的中方代表也有意打开新篇章，实在是非常欣慰！
▲到日本侨报社拜访在日本介绍中日友好故事的段跃中社长并体验汉语角
衷心感谢李冠儒前辈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虽然未能以面对面的形式交流，但字里行间尽显往昔回忆，引人回望过往，又令人憧憬未来。 敬请期待下一期的“前辈采访”栏目 精彩不容错过！
来源 | 第44届中日学生会议宣传组 图片 | 李冠儒 排版 | 余思源 文字 | 余思源、李冠儒 审核 | 张程烜、陈周